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可以认为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医疗费用管理体制的局部调整，但不从根本上打破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医疗支出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将医疗支出的风险承受者由国家或企业转向居民个人或家庭。第一种方式是与职工和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等原因导致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松散化，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所发生作用的渠道被打破，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得不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注：但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取消公费医疗的直接措施，而只能间接地从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中去推断。）。

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不仅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居民还将自我承担因个人健康、医疗费用等而造成的支出风险。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个人虽然需要承担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首先是使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个人承担。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医疗机构、教育部门等单位都以各种形式增加本单位的经费来源，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或增加教育收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拨款方式上将医疗机构划为自负盈亏单位，并鼓励学校的各种创收活动，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或默许）相关来源经费的迅速增长。

　　不仅就业机会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增加。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即使处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员等。在原有的体制下，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提供。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就业机会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

　　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在这四项中，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02年的3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